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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江这个人

小时候看《水浒传》,最失望的是宋江这个人。说是爱习枪棒,专好结交天下豪杰,可一卷读完,未见他使出像样的一招一式。遇到险境,不是叫苦,就是跌足,要么拨马先逃,潜身躲藏,全无半点英雄气概。真纳闷鲁智深、林冲、武松、李逵诸雄何以竟与此等人为伍,并尊其为头领!

涉世稍深,又看出宋江伪善和权诈的一面。他谦恭礼让、乐于助人,骨子里却工于计算,支配欲极强。这一印象,后来在金圣叹的评本里得到了印证。可我始终不解的是,梁山泊人才济济,施耐庵何以让这么个人位居群雄之首,因而觉得这是小说的一大缺憾。

近读《水浒传》,忽然茅塞顿开:施耐庵不正是通过宋江的成功以警世人吗?  

宋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   

宋江以忠义的化身自居,连自我介绍时也忘不了说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,但细检其所为,殊难找到忠和义的踪影,充其量只有一些博施的善行而已。我们知道,是两码子事:《三国演义》里曹操笼络关羽是而非、关羽千里走单骑才是。宋江的仗义疏财,扶危救困,说穿了,予人以利的成分多,行义的因素少,《水浒传》作者用了散施二字,可谓大有深意存焉。所谓散施,不管张三李四,逢人送钱是也。他这头救济虔婆,那头赍助帮闲,为做媒的王婆做好事,让卖药的王公称恩公,就是杀人后畏罪潜逃之际,银囊也不见羞涩:栖身富豪柴进庄上时,仍多番背着主人馈银与同为避难者的武松;在清风寨,每日变相送钱给相陪的下人。后来身为囚徒在发配途中,还是像散财童子般一路乐施不疲。遇上劫贼,奉行的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金钱外交:我自多与你们银子相谢。到了江州牢城营,更是上下打点,管事的、听使唤的,里里外外,能塞钱处一味地塞。银子春霖般哗哗下过之后,我们便读到满营里没一个人不喜欢他

宋江上梁山之前的所作所为,除施舍银两外,实在乏善可陈。而疏财也并非具体地周人之急,扶人之困,而是泛泛地予人以好处,广结人缘。当然,予人以好处,本无可厚非,只要当事人手有余财,尽可多多为之,受惠者不管困厄与否,总会高兴的。只是,宋江出身农家,职业不过是县衙的押司,每月进项,顶多几两银而已,终年积蓄的财,也不够他痛痛快快地疏上一次半次。单靠正当收入,及时雨这响亮的名头无论如何是赢不来的。

宋江收入菲薄却大行慷慨之道,不免有点蹊跷。他散施的银子究竟从何而来,《水浒传》未作正面交待。但在讲到宋家隐秘的地窖时,有一段闲文颇堪玩味:

且说宋江,他是个庄农之家,如何有这地窖子?原来故宋时,做官容易,做吏最难。为甚的做官容易?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,谗佞专权,非亲不用,非财不取。为甚做吏最难?那时做押司的,但犯罪责,轻则刺配远恶军州,重则抄扎家产,结果了残生性命,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。(第二十一回)

宋江挖这个藏身的地窖原来是因为做吏难。做吏为什么难?解释是:做押司的,一旦犯罪,轻则发配,重则问斩。其实,这句话并未正面说明做吏有何难处,只是强调为吏者犯罪难逃法网而已。古往今来,有罪则有罚,不管犯人为吏为官还是为民;至于为吏者知法犯法,量刑较重,乃是各朝通例,非独宋代如此。所以这句话并不在解释做吏难,更像是搪塞。这不似作者一时疏误,而是用心之笔。写到宋江时,作者每每用一些囫囵话把行文分成两个层次:表面上极力塑造、维护宋江的正面形象,在深层却又解构它、戳穿它。上面引的那段话也是这样:作者一方面告诉读者,当押司的有莫大的风险,另一方面却以文不对题的解释否定了这一风险。也就是说,宋江挖地窖并无特别理由。没有客观风险而预先安排退路,想必另有隐情。耐人寻味的是重则抄扎家产这句话。量一区区押司,有何家产值得惊动官府查抄?可见押司职位虽低,也有致财的可能。宋江倒不像是聚敛盘剥之徒,但他收入微薄,却端的挥金如土,这如土之金出自何处,不能不说是一大疑案。而他家那口地窖子恐怕是个有提示性的注脚。

地窖子看似作者轻轻带过的闲笔,其实是理解宋江所谓的关键文字。地窖作为避害的一窟与另一窟——梁山,一暗一明遥相呼应。梁山是水外之地。如金圣叹所说,《水浒传》之为书名,就是取梁山在水涯彼岸之意。水在王土之滨,浒又在水外,梁山泊超出了率土之滨的畛域,上得梁山便不再是王臣。宋江掌权后,梁山泊造兵符印信,设黄钺皂盖等违禁之物,俨然是朝廷的排场。相比之下,地窖子虽无其威风,但却有其功用;它不在王土之外,然在王土之下,同样摆脱了朝廷律令的约束。蛰伏地窖,便是置身于国家法度之外。说到法度,有一个细节给人印象很深:宋江在发配途中被请到梁山大寨。花荣要给他开枷,他作色道:此是国家法度,如何敢擅动?一个擅字,多么凛然。可后来被蒙汗药麻翻,李俊把他救下并开了枷,并不见他醒来后动问,国家法度如何不在了。此后在李俊家盘桓数日,也没想到要重新戴枷。如果说,这枷是在他无知觉时别人除去的,没有他的干系,那么在穆太公家借宿时,确确实实是自己打开的。当两个公人说这里又无外人,一发除了行枷,快活睡一夜时,宋江应声道:说得是。公人在蒙汗药事件前,一路未曾建议去枷,可现在他们领悟到,宋江在梁山泊生死弟兄们面前只是作秀,故尔加一句这里又无外人的知情语。

宋江每被视为无条件地忠君,是因为他甘领刑罚而不愿落草为寇,即使上了梁山也心怀朝廷。他受刑是因为杀婆惜,杀人后,他信誓旦旦对苦主闫婆说:我是烈汉,一世也不走,随你要怎地。好个烈汉!没过片刻,被闫婆扭结到县衙门口时,就瞅个空子开溜了——躲到国家法度无法进入的地窖子里。后来从地窖里爬出,也不是投案伏法,而是四处寻找保护伞隐身匿形。最后也是由于大赦有望、缉捕难逃才去自首的。可见,宋江的伏罪是有选择性的。法在他眼里不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大典,仅是权衡利弊时的一个参数。伏罪与否,要视刑而定:重则逃,轻方就。可在人前,他矢言忠君服刑之事断无商量余地。在发配途中,刘唐请他上梁山入伙,他做出一副宁死不能不忠的样子来,闹得要挥刀自刎。后来因题反诗获死罪,被梁山好汉救出,却闭口不再提陷他不忠的话,而称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。其实,何尝就到了不由不的地步,如果他真以为忠君事大,性命事小,现在自杀为时也还未晚。在宋江眼里,抽象的伦理原则远不是什么甚于生者。为了苟活,全可以丢开。可见,他的是有条件的。

宋江的替天行道常被视为的表征。这替天行道也是句含混话。天之大德曰生,宋江所行的却是杀戮。他从法场得救,要做的头件事就是烧杀:火烧无为军,杀死黄文柄一门良贱四五十人。黄某不管平素为人如何,在宋江一事上无可指责,他仅仅维护了朝廷的利益。退一步讲,即使宋江有理由仇杀,杀的应是黄文柄一人,而不该是合家老小。对此,连称许宋江的李贽老先生也大摇其头,批道大不是,大不是

宋江忠君的神话还建立在只反贪官,不反皇帝的口号上。也不知这贪官和皇帝的界限宋江是怎么分的。不知他践踏的王法,是贪官的,还是朝廷的?他率众攻的城、掠的地、杀的官兵、抢的国库,是贪官的,还是朝廷的?他劝降和逼降的剿捕将领,是贪官的,还是朝廷的?他拉秦明、呼延灼、关胜等人背叛朝廷,抬出的理由是,梁山好汉企盼朝廷招安。可这些人根本不需要绕一个落草——招安的大弯子,他们已是在为朝廷效力。

宋江受招安是否符合施耐庵本意,现在不得而知,值得关注的不是宋江招安后的行为,而是求招安的心理。我们知道,传统的仕途是学会文武艺,卖与帝王家,文不成、武不就的宋江,没有待价而沽的资本,县衙小吏已是他事业的顶点了。可宋江不是安分之人。他言必称忠义,但有两处却显现出心迹:一是得知晁盖等人在梁山做大事业,自言自语流露出艳羡之情;一是酒后题诗敢笑黄巢不丈夫。庙堂既然无法靠近,就在江湖上迂回发展。当然,走江湖也得凭本事吃饭,但有个义士名头,不啻怀里揣着铁券丹书,近可以保身,远可以腾达。待得当上梁山寨主,总算有了与帝王家交易的本钱。倒霉的是那些诚心聚义、共襄盛举的异姓弟兄,糊里糊涂就被宋江给卖了。

宋江的如此,又何如?义是《水浒传》的灵魂所在,梁山事业的凝聚力就是义气。身为群雄首领,宋江理当为义的表率。不错,宋江在江湖上有孝义黑三郎的美名,各路好汉都把他目为义士,对他恭敬有加。然而众人的敬意并非基于各自对他的认识,而是传闻。初见他时,谁也没见他有何义举,难免对他有些无礼。只在听到他是江湖上盛传的及时雨时,才倒身便拜。这一套式重复得有点腻味,作者不厌其烦,是为不断提醒读者:众好汉拜服的宋江不是活生生的见义勇为之士,只是义士名头的载体罢了。一句话,宋江的威望不是建立在他的行上;然他的名,如我们前面看到,源于施利市恩,与真正的相去甚远。

宋江和梁山的结义弟兄后来又是如何相处的呢?与宋江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晁盖、花荣、李逵诸人。花荣是宋江的心腹,救过他的命,共他患过难。按说,两人可以毫无保留地推心置腹。可如前文提到的,当花荣要给他开枷时,他假惺惺地来一套说教;背着花荣却又私除行枷。李逵是一条血性汉子,对朋友忠贞不贰。他讲到母亲不幸死于虎口落泪时,宋江一厢却大笑起来,接着说:山寨得了新人,正宜作庆。一次,李逵求战被宋江喝止后擅离梁山,宋江就认为他多管是投别处去了。小人之心,由此昭然。

最能看出宋江为人的是他和晁盖的关系。晁盖是他的心腹弟兄,他曾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给晁盖通风报信,后来晁盖也曾两次率领人马赶来救他的性命。宋江得救时向晁盖发誓,要死心塌地,与哥哥同死同生。实际又如何呢?

宋江一入伙,就甩开晁盖更改梁山体制。梁山的秩序是以交椅排名次,这既是才能功劳的体现,也是发号听令的依凭。宋江头件事就是废除旧法:功不分高下,让旧头领坐主位,新头领坐客位。这一安排乍看无关紧要,实则不然。晁盖的原班人马是旧头领,宋江交结的是新头领。本来一到梁山,大家便是兄弟,不分你我,聚集在寨主晁盖的麾下。宋江硬要分宾主,貌似谦逊,骨子里却咄咄逼人。旧头领总共才九个人,新的多达二十七人。这样一来,就把晁盖和占多数的新头领隔开了。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想晁盖的处境:他率众千里跋涉,救宋江归来,又得了众多好汉,本是一桩盛事。庆功席上,被宋江这么一搅,两列好汉,众寡悬殊,壁垒分明,连视觉重心也严重倾斜,晁盖居中,安能端坐?下面新头领的喧嚷反衬出零零落落几个旧头领的寒碜,身旁又是顾盼自雄的宋江。对晁盖来说,这哪里像庆功,简直是受罪。

宋江不以山寨大义为念,把梁山新头领视为己有,不让晁盖染指。每有战事,辄言哥哥是山寨之主,如何可便轻动?一句话便把晁盖冷置起来,使他一指挥不得新头领,二结识不得新好汉。宋江出战,新得的人越多,旧头领的比例越低,晁盖的影响力便越弱。

议打曾头市时,宋江却破例没有劝阻晁盖,甚至出现风折军旗的凶兆,也不吭一声。以前宋江遇险时,晁盖总是倾寨出动前往救援;此番晁盖涉险,宋江只密叫戴宗尾随探听消息。晁盖中毒箭受伤,却迟迟不见梁山赶来相救。

当然宋江并未直接陷害晁盖。但是在他营造的氛围中,轮不到晁盖打有惊无险的安稳战,打险战是晁盖亮相的前提。晁盖不会不知,风折认旗不利于主将,但他不愿放弃惟一的出战机会。晁盖受伤,是因为当前锋。出事前林冲力劝他到后面接应,他答道:我不自去,谁肯向前!八个字里,透出多少心酸和无奈。堂堂一寨之主,令不能行,只好自己在前杀开一条血路!宋江隔离策略成功之日,便是晁盖丧命之时。晁盖中箭后,死拼救他的全是几个旧头领。晁盖身危之际,宋江既不求医也不问药,惟守定在床前哭——等到他人死。

晁盖也许是第一个(惟一一个?)看透宋江为人的。本来宋江是晁盖的恩人,宋江一上梁山,晁盖便要让位给他。可后来晁盖临终时却又嘱咐:捉得仇人史文恭者为梁山泊主。其遗愿分明是不许宋江继位。

晁盖生时,宋江不以忠义事之;晁盖死后,宋江还要背叛他一次:他背弃晁盖的遗嘱,算尽机关,攫取梁山权柄。山寨本不可一日无主,有晁盖嘱咐在前,梁山泊理当墨绖出兵,立即为晁盖报仇,然后拥立新寨主。宋江却每日领众举哀,无心管理山寨事务。寨中事务一乱,大伙只能推他出来收拾。这招果然奏效。宋江一坐到主位,即刻发了一大通号令,把山寨大小事务安排得有条不紊,哪像是哀恸过度乱了方寸之人!

不过,宋江现在只算摄政,晁盖的遗嘱还横在那儿。宋江一边延缓报仇,一边盘算着下一步棋。一日闲话时有人提起卢俊义,宋江猛的计上心来:梁山寨中若得此人时,小可心上还有什么烦恼不释?宋江究竟有何烦恼?是晁盖遇害、大仇未报吗?不是,宋江从不言为晁盖报仇。梁山泊后来攻打曾头市,却是为了夺马。曾头市失利请和,宋江同意罢兵,条件是曾头市交出照夜玉狮子马,而非仇人史文恭!最后晁盖大仇得报,多亏宋江死要那匹千里龙驹。可见,他的烦恼另有因由,后来种种迹象表明,晁盖的遗嘱才是他的烦恼所在。而玉麒麟正是消除他烦恼的吉祥物。

晁盖遗嘱把宋江降为众弟兄之一:捉得史文恭者为寨主,宋江得与几十条好汉单个竞争。宋江旧日威风基于倚众恃强;按遗嘱做,他就无力可借,无势可乘。如果来一个有望当寨主的新人,他烦恼的死结就会解开。当然不是宋江有意让位给他人,而是树一个假想敌。有了卢俊义这个竞争对手,宋江就摆脱了与数十人争位的困境。原来的争位局面是多极的,宋江虽为一极,但绝无优势。请来有竞争实力的卢俊义,格局就变了。多极一下子变成两极:非卢即宋。其实,卢俊义本无意与宋江竞争,只是宋江频频让位,硬是把卢俊义塑造成假想敌的形象。宋江抬高卢俊义,是不让众好汉出头;逼卢俊义扮假想敌角色,又是拉拢众好汉为自己出力。这一压一拉,梁山众好汉不知不觉就被排除出角逐之列,沦为宋江得位的工具。宋江下了卢俊义这个棋子,争位的死棋就活了:众多的竞争对手成了他的支持者。这样一来,就算卢俊义是强龙一条,也敌不过宋江这地头蛇了。这一招实在高明:宋江先利用卢俊义压服众好汉,再利用众好汉反制卢俊义。怪不得宋江一直放着梁山榻边的仇敌不管,千方百计要卢俊义上山,甚至不惜一再调兵遣将过州冲府远征千里之外的大名府!

后来攻打曾头市,卢俊义不得做前部先锋;而其他好汉捉得史文恭,功劳便算在宋江名下。不巧的是,仇人撞到卢俊义手里。按晁盖遗嘱,梁山要尊卢俊义为寨主。可宋江偏要商议立寨主之事。所谓商议,就是说此事还有待定夺。他虽提到晁盖遗嘱,也推卢为尊,但所列的理由却是,论相貌、出身、才干,梁山众好汉谁也比不上卢。这实在是以退为进,挑拨离间。假如宋江诚心拥立卢俊义,何须多费口舌,遵遗嘱办即可。这本是一件极明白的事,被他缠来绕去,弄到要拈阄打两州府。晁盖的遗愿于是乎蜕变成形同障眼法的儿戏。最后通过作弊,宋江名正言顺坐上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。

宋江是个成功人士。他盗忠义之名行不义之实,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众好汉未能看穿他的权诈。可悲一百多条汉子栽在这么一个人手里而不自知:是他们的淳朴和忠义成全了伪君子宋江。作者描写宋江得志,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。

怅望千秋,萧条异代,身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我们能不透过历史的灰尘,向梁山群雄长长发一声浩叹?

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七日于德国特里尔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《读书》200405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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