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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古斯文道场

千古斯文道场

李舫  来源:中国青年报  ( 20160729   08 版)

临淄博物馆复原的稷下学宫展厅内儒家、道家等的论证场景。临淄博物馆供图

    导读

    创立于2300年前的稷下学宫,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院之一,它兼具国家元首智囊团、政府议政院、国家科学院和研究所这三者功能之总和,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国家智库意义的机构。这所学院前后历六代,影响遍及列国,规模之大、聚集人才之多,在当时应属世界第一。

    在这个自由、开放、包容的稷下学宫,形形色色的门派、五花八门的思潮,从四面八方汇集交聚,稷下学宫的知识分子们各抒己见,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景象,造就了人类文化政治景观的一座高峰。


    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,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。然而,正是在这时代的动荡与纷争、思想的争鸣和交锋中,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学术极为活跃的黄金时代。

    历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,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近现代文明的过渡时代。极大的开放、极大的变革、极大的流转,使中国的思想呈现了百家争鸣、异彩纷呈的局面,各阶级、各阶层、各流派,都企图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,对宇宙社会和万事万物作出解释,提出主张。他们著书立说,广收门徒,高谈阔论,彼此诘难,在睿智的想象中相互争锋,在深沉的阐述中相互砥砺,在慷慨的激辩中相互增长。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,它宛如簇簇晨星,闪烁着智慧的光芒,又似道道曙光,为学术思想带来蓬勃灿烂的景象。

    这个黄金时代,有着无数振聋发聩的奏鸣,其中绵延后世、回响不绝的一道,是稷下学宫。“齐王乐五帝之遐风,嘉三王之茂烈;致千里之奇士,总百家之伟说。”1400年后,北宋政治家、历史学家司马光在《稷下赋》中如此深情地讴歌,感慨:“美矣哉!”

    诚哉斯言!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征程上,这一段历史格外波澜壮阔,底蕴深厚,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童年的梦想和期盼。

    时隔2300余年,回望历史的深处,抚摸岁月的肌理,在流沙坠简似的时间长廊,我们有必要停下脚步追问——这一段历史究竟为我们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启蒙、怎样的开篇?

    

    是的,大地证明了一切。

    浑厚丰饶的大地,如一道无解的迷题,在某一天缓缓地包藏了它的秘密,又在某一天,断然将这些秘密舒展开来。

    1943年,一场饶有趣味的考古正在临淄进行,一块刻有“稷下”二字的明代石碑在这里得见天日,一同出土的还有不少战国时期的瓦当、石砖。

    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,有时,刻意与你擦肩而过;有时,又假装与你狭路相逢。这一刻,这个顽皮的孩子欢欣地跑过来,捧出他珍藏已久的宝物。齐都遗址出土的这方“稷下”石碑,是历史留给未来的宝物,透过它,我们隐约可见时光的地标,恍惚听到远祖的召唤;透过它,尘封已久的稷下学宫的秘密终于大白天下。

    “稷下”之名,始见于《史记》。

    “稷”,在中国浩瀚的史籍中,是一个有着特殊分量的概念。“稷”,也叫“后稷”,是周族始祖,因善种粮食,“稷”被尊为农神或谷神,在我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。“社稷”一词的意思,就是古代帝王、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,古时亦用作国家的代称。

    方志记载,中国历史上共有三处以“后稷”的“稷”为名的“稷山”,一处位于山西省稷山县南,一处位于浙江省绍兴市,还有一处,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西南。临淄稷山,是临淄与青州市的界山,山阴为临淄,山阳为青州。山上旧有后稷祠,海拔虽仅171米,但影响巨大。齐国古称稷下,齐古城有“稷门”,皆因此山而起。

    因稷门而名的稷下学宫,顺应战国时代变法改革的历史潮流而产生。

    生命充满了无数的偶然,但是,无数偶然的背后,一定有着一个巨大的必然。它常常被我们忽视,却所向披靡,无往而不胜。

    这一天,“必然”化作一个叫作“田午”的少年,御风而来。

    关于齐桓公田午的故事很多,最为众所周知的是“扁鹊见齐桓公”,他的名字随“讳疾忌医”“病入膏肓”两个成语而被贻笑至今。

    传说的昏庸断不能遮蔽历史的伟大。公元前376年,作为田氏取代姜族、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三代国君,齐桓公田午面临着新生政权有待巩固、人才匮乏的现实,于是,他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,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一座巍峨的学宫,广招文学游说之士讲学议论,成为各学派活动的中心,“稷下学宫”由此而生,后世亦称“稷下之学”。

    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,中华民族尚在文明的早期,天地清新,万物勤勉,人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,一派灿烂景象。

    ——这是最后的青铜器时代,以铁器和牛耕为标志的革命带来封建制度的确立,也造就了社会经济的繁荣。

    ——这是璀璨的楚辞和南华经的时代:庄骚两灵鬼,盘踞肝肠深;秋心如海复如潮,但有秋魂不可招。童年时期的中华文化,已经完成了人类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。

    ——这是中国文明最波澜壮阔的时代,奉献了瑰丽的诗篇、科学的节气和对这个星球上自然万物的神奇想象。

    ——这也是中国政治最波诡云谲的时代,从陈完逃齐,到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同意田和的请求为诸侯王,时间的大书已经翻过了286年的漫长岁月,这个曾被放逐于海岛之上“食一城,以奉其先祀”的弱小部落,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了。

    历史必然常常以偶然的方式出现,偶然的集束却未必表现为必然。田氏代姜之后,严惩贪赃行贿,重奖勤政变革,齐国出现了空前的富庶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引苏秦的话说:“齐地方二千余里,带甲数十万,粟如丘山……临淄甚富而实,其民无不吹竽鼓瑟,击筑弹琴,斗鸡走狗,六搏蹴鞠者。临淄之途,车毂击,人肩摩,连衽成帷,举袂成幕,挥汗成雨,家殷人足,志高气扬。”

    这是齐国的戏场,也是历史的域场。那一刻的齐国,韬光养晦,休养生息,真的是风流倜傥仪态万方啊。齐国,这个能干的巧妇,将自己结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大网——

    这里,有从临淄直达荣成、横贯全国的东西通衢,有临淄西经平陵、南出阳关而达兖州的要道,有临淄东经即墨而达诸城、日照从而与吴、越交往的大街道 ,有临淄经济南和平原达赵、卫的交通干道,有从临淄南出穆陵关而达沂南与楚相接的枢纽……隐蔽在这些大路心腹之侧,还有数不清的羊肠小路。在哀鸿遍野、内忧外患的古神州,孟子、荀子、邹子、慎子、申子……一个又一个行者——风尘仆仆地沿着这些小路坚定地走进令人向往的稷下学宫,走进天下读书人的梦中家园。

    而这座高头大殿,坐落在稷山之侧,更矗立在天下人的心中。它,像一个勤勉的君王,夙夜在公,朝乾夕惕;像一个健硕的武士,气宇轩昂,威风凛凛;像一个从容的智者,成竹在胸,乾坤澄彻。

    公元前319年,齐宣王即位。宣王在位期间,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,一心想称霸中原,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。为此,他像其父辈那样大办稷下学宫。他给稷下先生们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。这些人参与国事,可以用任何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。他还为他们修康庄大道,建高门大屋,给予很高的俸禄。“稷下之冠”的淳于髡有功于齐,位列上卿,赐之千金,革车百乘;孟子被列为客卿,出门时“后车数十乘,从者数百人”;田骈“訾养千钟,徒百人”。

    史料记载,齐宣王经常向稷下先生们征询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和看法,并让他们参与外交活动,以及典章制度的制定。这样一来,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,学术研究的自主性、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。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,其规模之大,人数之众,学派之多,争鸣之盛,都达到了稷下学宫发展史上的巅峰。此时,稷下学宫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云:“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,自如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予、慎到、环渊之徒七十六人,皆赐列第为上大夫,不治而议论。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,且数百千人。”

    一时间,战国学术,皆出于齐。

    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割据,长期分裂动荡的时代,稷下设于一国之中而历150年之久,不能不说是中国文明史上的奇迹。

    

    稷下多谈士,指彼决吾疑。

    恰如东晋陶潜在《拟古》诗中所写,稷下学宫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史上,占有着十分显著的地位,是各种文化思想理论学说汇聚、碰撞、交流、融合的地方。

    田氏代姜,毋庸置疑的是,六百年的姜氏江山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。西周之初,封师尚父姜尚于齐,封周公旦于鲁。齐鲁毗邻,但其思想体系大有不同。传说太公封鲁,伯禽至鲁三年,才报政周公。周公问:“何迟也?”伯禽曰:“变其俗,革其利,丧三年然后除之,故迟。”而太公封齐,五月报政。周公问:“何疾也?”太公曰:“吾简其君臣礼,从其俗为也。”毫无疑问,姜尚的见地恰在于此,他因地制宜,移风易俗,没有简单地将西周王朝那一套繁琐的礼仪搬到齐国,而是“引其俗,简其礼,通工商之业,便鱼盐之利”,迅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,“人民多归齐,齐为大国”。

    思想的活跃,创造了稷下学宫的仪轨,打造了百家争鸣的舞台,营造了文化包容的氛围,形成了思想多元的格局。在这里,没有违心之说,没有一言之堂,没有文字狱,没有学术不端,不为权威者所垄断,不为善辩者所左右,诸子百家言论自由,畅所欲言;学术自由,著书立说。稷下学宫,一个东方的文化王国,一片东方的文化净土,中国知识分子的天堂。

    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: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,曾容纳了当时“诸子百家”中的几乎各个学派,儒家、法家、道家、墨家、名家、兵家、农家、阴阳家、纵横家、小说家……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,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(孟轲)、淳于髡、邹子(邹衍)、田骈、慎子(慎到)、申子(申不害)、接子、季真、涓子(环渊)、彭蒙、尹文子(尹文)、田巴、儿说、鲁连子(鲁仲连)、驺子(驺奭)、荀子(荀况)……

    我们不难想象,在时间的深处,有这样一群人轰轰烈烈,衔命而出,他们用自己的智慧、立场、观点、方法,去观察,去思索,去判断,他们带来了人类文明道道霞光,点燃了激情岁月的想象和期盼。当时,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、知识分子,无论其学术派别、思想观点、政治倾向,以及国别、年龄、资历等如何,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,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。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、诘难、吸收,成为真正体现春秋战国“百家争鸣”的典型。

    当彼之时,他们的心中有着伟大的信念:家国!社稷!天下!

    稷下学宫荟萃了天下名流。稷下先生并非走马兰台,你方唱罢我登场,争鸣一番,批评一通,绝大多数先生学者耐得住寂寞,忍得住凄凉,静心整理各家的言论。他们在稷山之侧,合力书写这本叫做“社稷”的大书。

    战国时期,诸侯割据,稷下之学缘何得以最终在齐国昌盛?历史的答案是:天时,地利,人和。

    秦国虽然最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,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文化落后,思想保守,机制迂腐,假如没有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,秦国绝无成为大国之可能,更无力成为文化的中心。楚国国土最大,人口最多,然而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却使得巫文化融入中华文化,尽管一度出现屈原、宋玉等文学翘楚,但是秦楚接壤,战争频仍,又缺乏相应的机构平台,学者难以云集。燕国更为弱小,又经常被山戎所掠,只是到了燕昭王时招募贤士,得乐毅,出兵破齐,国力才逐渐强大,然而,贤良者寡,国家终无所依傍。韩国屡迁京都,山地多,平原少,物产贫乏,人口稀疏,文化落后,发展乏力。赵国濒临齐国,且与匈奴为界,战乱频繁,局势动荡。魏国一度强盛,尽管有魏文侯短暂的中兴,但是经历桂陵、马陵之战,国力衰颓,一蹶不振。

    从兴办到终结,稷下学宫约历150年,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,稷下学宫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,即根据学问、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“客卿”、“上大夫”、“列大夫”以及“稷下先生”、“稷下学士”等不同称号,而且已有“博士”和“学士”之分。这就使学宫在纷乱熙攘之中,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,也许创造了当时众多的世界纪录——学者最多的机构,著述最丰的学术,学风最淳的时代,历时最久的学院。

    将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,在中国历史上,这是第一次。

    战国时期各国的先生学者都以“士”相待,然而齐国却赐为“上大夫”。一代宗师孟子去鲁居齐三十载,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;诸子的集大成者荀子离赵赴齐,“最为老师”,“三为祭酒”。格外的尊宠、无上的地位,炫目的光环,引动四方游士、各国学者慕名而来,以致稷下先生在鼎盛之时多达千余人,而稷下学士有“数百千人”。尊师真正使齐国人才济济,形成了东方的文化王国。

    稷下学宫是东方文化的千古绝响,开启了中华文化的源流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战国时期,齐国有一个著名的怪才叫做淳于髡,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云:“淳于髡,齐人也。博闻强记,学无所主。其谏说,慕晏婴之为人也,然而承意观色为务。”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记载:“淳于髡者,齐之赘婿也,长不满七尺,滑稽多辩。数使诸侯,未尝屈辱。”

    “髡”是先秦时期的一种刑法,指剃掉头顶周围的头发,是对人的侮辱性惩罚。出身卑贱的“赘婿”淳于髡尽管身材矮小、其貌不扬,然而,却得到了齐国几代君主的尊宠和器重,他博学多才、能言善辩,或讽谏齐王,或出使邻国,或举荐士子,或折冲尊俎,“不治而议论”(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),胸怀“不任职而论国事”(《盐铁论·论儒》)的政治法则。

    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不止一处写到淳于髡,足见他是齐国不容忽视的人物。比如这则淳于髡劝谏齐威王的记载:

    齐威王之时,喜隐,好为淫乐长夜之饮,沉湎不治,委政卿大夫。百官荒乱,诸侯并侵,国且危亡,在于旦暮。左右莫敢谏。淳于髡说之以隐曰:“国中有大鸟,止王之庭,三年不蜚又不鸣,王知此鸟何也?”王曰:“此鸟不飞则已,一飞冲天;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。”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,赏一人,诛一人,奋兵而出。诸侯振惊,皆还齐侵地。威行三十六年。

    齐威王逸乐无度,不管政事,各国来犯,国家存亡在旦夕之间,身边近臣却无一敢进谏。淳于髡用齐威王喜好的隐语来规劝讽谏齐威王,于是历史上留下了上面这场精彩对话。

    有趣的是,齐威王这只大鸟听闻此言,居然决心一鸣惊人。他迅速诏令全国七十二个县的长官全部入朝奏事,烹杀阿大夫,赏赐即墨大夫,“于是齐国震惧,人人不敢饰非,务尽其诚”。又发兵御敌,诸侯十分惊恐,纷纷将侵占的土地归还齐国。齐国的声威竟维持长达三十六年。

    淳于髡像一把丑陋的巨剑,一时低伏匣中,一时扬眉出鞘。到底是谁,给了这个聪明的丑八怪无上的权力?是政治的角逐,是国家的利益,是自由的氛围,是君王的需要,一言以蔽之,是稷下学宫。淳于髡的政治智慧和文化判断,来源于稷下学宫的自由包容、畅所欲言。

    不难理解,何以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中感慨:“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,如淳于髡、慎到、环渊、接子、田骈、驺奭之徒,各著书言治乱之事,以干世主,岂可胜道哉!”稷下先生著书立说主要目的不仅在于上说下教,更在于“不治而议论”“以干世主”。

    如果你没有听到过深海的咆哮,如果你没有听到过远古的呼啸,如果你没有在史籍的夹缝里看到过累累白骨、血流漂杵,你不会明白在这个时代人类智慧的分量。这是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,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时代。历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,诸侯割据,礼教崩殂,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坠落,世袭、世卿、世禄的礼乐制度渐次瓦解,各国诸侯假“仁义”之名竞相争霸,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。

    然而,恰恰是在这样的大动荡、大分裂中,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集聚在稷下学宫,为国家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进行积极、认真、深刻的思考,他们完成了学术研究制度的革新——有组织、有聘任、有俸禄,更带来了思想文化的丰富。至此,以齐国为中心,中国文化第一次实现了各派并立、平等共存、百家争鸣、学术自由,求实务治、经世致用的伟大愿景。

    

    1949年出版的《历史的起源和目标》中,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:“轴心时代。”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“轴心时代”, 

    这是一件有趣的事。在人类童年天真未凿、草莽混沌的早期,尽管地域分散、信息隔绝,在文明的起源地,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。理智和道德的心灵需求催生了宗教,从而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,最后形成今天西方、印度、中国、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,它们像春笋一样,鲜活,蓬勃,拔节向上,生生不息。

    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里,稷下学宫是一个硕大棋局的重要一步。

    “相比奋髯横议,投袂高谈,下论孔墨,上述羲炎。”司马光在《稷下赋》中写道。小自一个民族,大至一个国家,唯有知识分子的清醒判断,方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,唯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,方有国家的长治久安。这是稷下学宫给予知识分子的地位,更是这个国家给予知识的庄严与荣耀。

    稷下学宫,不是一时之力,不是一时之功,而是文明积淀、文化创造的惯性使然。梁启超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一文中曾满怀激情地描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情状:“孔北老南,对垒互峙,九流十家,继轨并作。如春雷一声,万绿齐茁于广野,如火山炸裂,热石竞飞于天外。壮哉盛哉!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,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。”

    颇为有趣的是,几乎就在稷下学宫轰轰烈烈将春秋战国文化带入黄金时代的同时,在遥远的希腊爱琴海边,也有一个与稷下学宫相类的学院——雅典学院,希腊雅典城邦为了培训民主制度下的演说家而开设了这家学院,学院的创办者柏拉图特地在学院门楣上铭刻“不习几何者不得入内”这一警句。雅典学院前后延续将近千年之久,造就了西方科学、哲学、逻辑的辉煌。

    在东方与西方两大文明的中心,稷下学宫与雅典学院遥相辉映。

    沿着西方文明的脉络,我们有了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传统、几何图形的智慧训练,有了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,有了关于共和国、优生学、自由恋爱、妇女解放、计划生育、道德规范、财产问题、公有制等基础建设和逻辑讨论——正是这些,建立了西方古代文明的基本概念,也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雏形。

    沿着东方文明的脉络,我们有了“以有刑至无刑”的法制观念,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道学理想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的阴阳学说,“大道无形,称器有名”的形名之辩,“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也”的政治理论,“情欲固寡”的社会主张,“强兵”必先“富国”的军事哲学,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”的伦理法则……正是这些,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战国以后的许多学派,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源头,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内容。

    前空往劫,后绝来尘。

    梁启超用八个字来概括稷下学宫这一“历史绝唱”。

    

    公元前221年,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    秦王在灭亡韩国、赵国、魏国、楚国、燕国五个国家之后,这一次,虎视眈眈地瞄准了最后的对手——齐国。

    四十四年前,齐襄王逝世。其子田建即位,由母亲君王后辅政。又过了十六年,君王后去世,王后的族弟后胜执政。然而,后胜为人贪婪,在秦国不断贿赂之下,齐王建听信了后胜的主张,对内疏于戒备,对外袖手旁观,听任秦国攻灭五国。

    终于到了这一天——五个国家灰飞烟灭。唇亡齿寒,物伤其类,齐王才顿时感到秦国的威胁。他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边境,准备抵御秦军的进攻。

    然而,大军压境,一切都晚了。

    一场血流成河的战役,被压扁成《史记》中的一句话:“秦王政二十六年(前221年),王贲率军南下攻打齐国,齐王建不战而降,齐亡。”

    “秦王扫六合,虎视何雄哉!

    威风凛凛的秦始皇以所向披靡的力量扫灭六国,南平北越,北遏匈奴,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、多民族的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——秦王朝。随后,在齐地设置齐郡和琅邪郡。稷下学宫,经历了齐桓公时期的萌芽、齐威王时期的壮大、齐宣王时期的鼎盛、齐愍王的衰落、齐襄王的再度中兴,至齐王建时,与国并亡。百家争鸣,这个学术思想自由争鸣的盛世,亦不复存在。

    《管子·兵法》说:“明一者皇,察道者帝。通德者王,谋得兵胜者霸。”通过王的威仪、霸的手段,秦始皇将皇、帝两个字联系起来,自称“皇帝”。黄、帝、王、霸合二为一,这是秦始皇的发明,也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。与此同时,“圣”亦不再是“士”的荣耀,而是皇帝的特权。天下至圣、至王、至明、至霸、至察者,唯皇帝一人而已。

    历史的威严之中,似乎总有一些戏谑的星星之火,等待燎原。

    在帝王称谓的背后,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权行动,是帝王观念、帝王地位、帝王等级的实现。“皇帝”称号代表着皇帝,更暗含着帝王与百姓之间微妙的关系。丞相王绾、李斯等上表称颂秦始皇为“千古一帝”:“今陛下兴义兵,诛残贼,平定天下,海内为郡县,法令由一统,自上古以来未尝有,五帝所不及。”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为宣示对天下的主宰,秦始皇还在琅琊石刻中宣布:“六合之内,皇帝之土。”“人迹所至,无不臣者。”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

    值得思考的是,何以固若金汤的大秦帝国仅仅存在十五个年头,便被人民反抗的怒火烧毁?

    “灭六国者六国也,非秦也;族秦者秦也,非天下也。”在《阿房宫赋》中,杜牧悠悠长叹,“使六国各爱其人,则足以拒秦;使秦复爱六国之人,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,谁得而族灭也?”

    极欲、重罚是秦始皇统一天下、诏令一统,以抵至尊至贵、无上荣光的前提,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,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,秦始皇颁布“车同轨,书同文”的制度,丞相李斯暗暗揣测秦始皇的心意,一方面指责“愚儒”根本不理解秦始皇的“创大业,建万世之功”的宏伟志向,一方面提出如果允许诸生议论,定会“主势降乎上,党与成乎下”,对无上的皇权构成威胁,怂恿秦始皇下令焚书:

    史官非《秦记》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,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,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有敢俚语《诗》《书》者弃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烧,黥为城旦。所不去者,医药卜筮种树之书。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

    如此建议,正中秦始皇下怀,秦始皇即刻同意,令行全国。

    呜呼哉!顷刻之间,六国史料付之一炬,幸免于难的残篇断简已无力连缀浩荡的历史。焚书没有达到预期目的,于是第二年秦始皇又借故搞了一场坑儒,“士”从封建制度最末的一级,经历稷下学宫、百家争鸣的辉煌,复又跌落在社会的最底层。接下来的,是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学术自由从此被扼杀,学术争鸣和社会发展随之停滞。

    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。焚书的目的,在于打击学术争鸣,窒息理论思维;坑儒的目的在于,让服务官僚体系的野蛮恣意生长。

    对自由的钳制,对思想的荼毒,对知识分子至圣境界的掠夺,让中国思想文化的天空陷入漫漫长夜。

    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述:

    有亡国,有亡天下。亡国与亡天下奚辨?曰:易姓改号,谓之亡国;仁义充塞,而至于率兽食人,人将相食,谓之亡天下。

    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,改朝换代,种姓轮换,不过是“亡国”而已,算不了什么;然而,廉耻丧尽,斯文扫地,这叫“亡天下”,是天翻地覆的大事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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